任军(以下简称任)：这是我的第一次展览，是多年以后我第一次展览，有很多搞艺术的人，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城雕的事不能提，感觉城雕就不是原创，但是我觉得，非得提这个事，因为这是事实。

　　“耶”是一个社会符号，说到发现这个符号，我大概一年前就开始“耶”，但是我没有把它提炼到今天这么成熟。提炼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会发现我画“耶”的时候，画面上出现的形象，不是坐到屋里想出来的，它是非常具体生动的人，包括那个阶层的血肉，你一看就知道世上一定有这么个人，那都是现实中的形象，不是我定格化的人。

　　我找了好多社会各阶层的人，也包括每天从农民工市场上雇来的农民。把他们带到我的工作室，让我的摄影师去拍他们，积累了上万张形象的素材。在拍他们的过程当中，我的摄影师也被震撼了，说这些人太好玩了，说他拍的一闭眼睛脑子里都是那些人的脸。我想到用“耶”表达的时候，开始认为这些“耶”跟这些农民没有关系，但是我把他们当成模特往一块放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东西，然后把这个“耶”和这么多的人群整合的时候我的思维就越来越成熟了，我觉得“耶”是一个通行的、简单的符号，但是这个简单的背后很不简单，这个“耶”怎么来的，中国人为什么在“耶”、越来越“耶”?“耶”的状态用最简单的符号接触到社会文化、个人心理、社会阶层等等生活状态的一种变化，我想传达出更深厚的态度，至于说艺术形式，绘画的技法，跟这个“耶”结合的高级不高级，那是一个经历的过程，那是我自己对色彩，对技术的提炼跟这个“耶”的结合。但是我现在发现，从这么长时间准备这次个展，画了几十张油画之后，这种提炼就是把技术和我对“耶”的各种形象在画面上的提纯越来越趋于成熟了。这个成熟，我觉得不是一个停止，而是成熟的开始，我似乎看到了思想走上了一条我自己希望的清晰的道路。这个“耶”的路不是我在几个月找到的，我相信过去城雕的经历，我的社会阅历，我在国际上到处跑时经历的各种事情，促成了我把这个“耶”找到，用“耶”来整合我所想表达的这些思想。

　　孙：你的创作过程也是一直在寻找的过程，你通过创作的过程找到了你想表达的方向。我很感兴趣的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你是先找一些模特来拍照片是吗?找这批模特的时候都会找哪些人，包括什么样的社会阶层?

　　任：我特别感兴趣的社会阶层，都是我认为具有代表性的社会阶层，最广泛的社会阶层，我的画里出现社会阶层最多的是农民，农民进城务工。很多画画的人喜欢变点形，因为不变形他觉得没有意思，但是我基本上没太变形，除非画面需要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变形，我觉得那些人已经变形过了。形是一种什么东西?不能说一个体积不歪就不是变形。我找到的模特的脸，就是创作元素，这些人的精神、表情全是自然得变形，你干吗把那些不需要再变形的东西硬给他规整成你的那种非常牵强的变形。但是我的色彩都是非现实的，完全是我需要的那种，这就够了。

　　所以说画“耶”的创作素材的整个采集的过程，也是形成最后“耶”要表达思想的成熟过程的一条路。

　　孙：您画画是用很大的抹墙的抹子画上去的，并且画面色彩比较简单，你是想让人忽略形式而去更关注作品的内容，还是这种形式更有利与表现内容呢?

　　任：首先我这个人非常讨厌技巧，我不喜欢用技巧夺人，第二点，我认为画面是有力量和深刻的，但是我的整个技术显得特别的简单和简约，让人一看几乎觉得这没有什么，我特别想用这种简单和没有什么，甚至是现在，我都觉的特别头疼是我画得太深入了、我画得太多了，为什么我不能再简单到非常原始，就是抹的颜色上去我就觉得完毕了，然后我需要吸引，让人们不经意间去读到厚重的那种东西，我可以把画面做得特别强烈，你一眼看去就把你打住，但是我反其道而行。另外一点，我想把整个画面的色彩做得优雅一些，就是色彩感觉特别好看，内容那么让人心很沉重，我就想让色彩看上去很养眼，我的色彩搭配的叫人感觉舒缓。比如这个画放在一个大的房子里，每天不轻易读它的时候，它和整个房间是一个非常舒缓的感觉，但是坐下来慢慢看的时候，绘画原来的元素，包括色彩、肌理，我又想在画上面展示出来，是这样的想法。你坐那仔细看那些色彩，会看到好多地方是没有填实的，是可以看到后面的背景色的，从而会产生虚幻和更多度空间的感觉。你在我的画面上，不要想“耶”在表达什么，纯绘画性的东西都能看到。我不想一开始就拿画面夺人，我可以画出非常强烈的颜色，和非常明确的形体，龇牙咧嘴的“耶”、暧昧的“耶”、性感的“耶”、痛苦的”耶”，挣扎的“耶”。这些都可以画得那么明确，但是我没走这条路，我把这个思想就包在这么简单的里头。有时候张开眼睛整体看一看也会产生幻觉，就觉得不是现实，当你进去的时候会吓你一跳，我希望是这个效果。

　　孙：您是在绘画的形式上比较忽略，然后更注重它内涵的表达。

　　任：我技法上尽量的忽略和原始，这是我认为最直接的技法，就是最不矫揉造作和最适合的是最好的技法。最适合我的画面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技法，我特别讨厌玩弄技巧，就好像技术的活儿。技术很好，我不想把这个彰显出来，但是我要求的画面视觉上要有我非常自己的一面，这种画法我也没看见别人这么画，反正我没看见，现在雷同的艺术家很多，所以我不看画展，也不太看别人的作品。

　　孙：我觉得您画这个“耶”也跟你在国内外的生活经验、经历有关，国内外文化上的差异，国外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引发并造就了你的“耶”。

　　任：我过去做城雕，走江湖在社会上混，我说了从政府官员到三教九流我都接触，而且我自己都快变成三教九流，但是我现在收回来了，我自己是什么我自己知道，但是三教九流的经历恰恰缔造了我对社会人性、文化、政治、经济、欲望等等很多人类社会存在的东西思考，我不知道这个思考我自己能不能用深刻、精到来说，至少我努力的想去深刻的思考。提炼出“耶”这样简单的符号，我恰恰要表现的。另外人不能站在一个非常封闭和自我的态度去看世界，你必须走完江湖，江湖走得有多大?我移民到加拿大去了，住到温哥华，我90年代初开始跑世界各地，欧洲、美国。那时候我参与那儿的生活，被邀请出去工作，参与一些社会活动等等。我又看到了那些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画为什么是那样，甚至于他们搞很多反生命的，对生命态度的东西是那样。我理解了，我们不是那样，我们不能在北京装腔作势的成为那样，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态度应该基于我们在我们国家这样的经历和眼光去思考，所以“耶”的背后恰好处处都是跟这些有关，不是单纯的我今天喝了两杯酒，抽了两锅烟，就“耶”开了。

　　孙：您觉得如果在西安的工作室您会画出“耶”这种题材的画吗，工作室为什么选择在北京?

　　任： “耶”的诞生地在西安，西安是个文化圣地，“耶”不是在北京诞生的，是在西安诞生的，我们的大部分资料也是在西安拍的，我是在西安沉思的。我深刻的体会到我在不同的地方，我的精神状态真是不一样。在西安我还真画不出来这个“耶”来，至少我画的跟这不一样。我来了北京，我为什么住在环铁，我觉得北京的整个氛围跟我的心理影响决然不同。刚才说了，我回到温哥华德家连“耶”都画不了了，光想画布娃娃，我把布娃娃上面画几枝花，我觉得特别适合那，我要一画“耶”，我都讨厌我自己，别人看见我也讨厌。大家都在那美好生活，这么好的风景，你赶紧享受，你在这“耶”没有深沉感。我在北京画这些东西，我觉得地方特别适合，所以我画了两个月，在这准备画展，几乎我就不出门，什么都吸引不了我，金钱、美女、纸醉金迷都吸引不了我，我就是要画“耶”。结果我发现画“耶”比干什么都愉快，这就是我目前的状态。

　　孙：这个“耶”已经成了您画面里的一种符号，您一直会这样延续这个符号的画下下去吗?

　　任：“耶”的诞生，是经历了很多年提炼出来的。从现在开始，至少往后的日子我还没有想到我要画别的。至少“耶”要表达的东西，不是我这一次画展可以表达完的。我心里还有很多个“耶”没有出来，这只是这个“耶”的一个开始，绝对不是“耶”的结束。至于“耶”能走多远，我相信它一定会走到它该走的那个点上。只有一个问题，我自身出问题，我的健康出问题。除了这，没别的原因，还有一点，我下一次在准备展览的时候，油画和雕塑会一块儿展出，你会发现我油画和雕塑核心可能是有关联的，但是形式完全就是两样。

　　我没有办法把雕塑做成“耶”，我觉得它语言和我要做的雕塑吻合不上。我做的雕塑就是那种古代的，是唤醒回忆的精神，唤醒去想到过去的。其实“耶”的背后也有一种精神，就是唤醒。我们面对这两个作品的时候，我们仔细看它，我们为什么开始这样。

　　孙：现在中国当代艺术里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都“符号化”了，始终摆脱不了。

　　任：有一点说明，我画的是一个带有符号化的肢体语言，但是我的画并没有符号化。我看到很多人一直在画他们标志性的形式，有时候重复得都无聊了。我已经在替他们担忧了，就像我重复做城雕。我现在做城雕，已经不如愿来那么有激情了，就觉得那是一种工作，我得去做，我得养家糊口，我得挣钱，还有这么一百多号人跟着我，这些工人，他们得靠这吃饭。有一天我要觉得“耶”这个符号，在重复我自己，我画着没意思，没有今天这种激情了，我绝不画它。我肯定会去做别的事，说不定我就去造飞机了。但是今天我心里确实是有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要表达“耶”，并且我越这么表达，我觉得越过瘾。这次画展，仅仅是个开始，还有很多以“耶”为主题的画要去画。

　　孙：你这个“耶”就是表现了不同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它是有一种外来文化到中国之后，对中国人产生的影响。也许过了几年、几十年之后，又是新的冲击与影响，“耶”就不符合现在这个社会的状态了。

　　任：今后只要它有状态，这个“耶”肯定是带着那时的状态出来的。假如有一天人类全变成了富豪，中国人各个出来开着直升飞机的时候，那个“耶”肯定跟现在状态不一样。我想只要人有状态，“耶”就有状态，因为“耶”背后代表着我所要表达的社会。只是说我能不能在画面上、制造上还有新的东西，这是个关键点。

　　孙：你绘画的对象中进城打工的农民比较多，为什么会这么关注农民这一阶层?

　　任：中国政治经济都在农民肩膀上扛着，农民用他们的质朴，甚至于愚昧，还有单纯承载着。愚昧，单纯，真诚是一种资源，可以转化成经济。北京、上海这样大的城市在地图上看就是一个点，广阔的地方都是农村。为什么说农民进城来改变城市的气候，真正的中国文化是农业创造出来的。跟这个农民是分不开的，我这次的画展恰恰有农民的活动。你看了后会感觉很棒的。我从陕西带来了十二个农民，到时候画展在展厅前面支上大锅炖羊肉，有泡馍。你们来就可以用最大的碗随便吃。农民的棉袄都是黑袄布的，60岁的老太太关注农村政策，扎着裹腰，曾经社会是啥样它就是啥样。那些农民绝对没有来过北京。我看很多人召集美女，穿着旗袍站在那。咱不弄那事，那个跟咱没有啥关系，那些农民把我们的衣服一穿，羊肉泡一吃，那就满足的不得了，幸福得满脸开花。咱们吃鲍鱼都不能幸福，农民弄盘羊肉让他幸福到家啦。感到到一辈子幸福，在天安门前面12个老人还穿上黑棉袄照张相，祖祖辈辈高兴。我关心这些农民，我还关心折腾农民的人。自然创造生命的时候用了多长时间来设计?一亿两千万年。我们人类文明的历史才几千年。一个生命被设计了一亿两千万年，我们身体里就带着宇宙大爆炸的微量原素。宇宙用一亿两千万年在设计一个体系的时候它一定考虑了太多的东西，因此人类挣扎不出来自然的力量，因此我关注人的价值，这个“耶”就是要深入到这些中去看。

　　中国，是农民的国家，中国农民占大部分人，农民的力量太巨大了。在我的作品里面，画农民的比例跟农民在中国人口所占的比例差不多，比方说我有十张画的时候，如果农民占了我们全国人口的70%的话。那么我一定有7张画是在表达农民的，还有那3张画是在表达其他的30%，我一定是这样。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有种感觉迫使我这么做，当我看到那些人，我拍到那些人的表情的时候。拍到那些人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太刺激了。

　　这些人跟你从来不认识，那些脸被社会扭成如此卑微的、抽象的那个表情，那种肌肉的质感，那种各种脸上的语言，太深刻了。那是社会造就的，不是一个艺术家坐屋里想出来了。那些人的脸感动了我。

　　孙：那您还记得，您第一个画“耶”的照片，你选的是哪一个呢?为什么选它呢?

　　任：这是有一个过程，这个更清晰的可依说明我怎么开始“耶”的。起初，我画了一个女的进城，眯着眼睛，穿着带毛毛领的衣服。一看那个脸就是农民，但是她特幸福，眯着眼，我把这幅话叫《好日子》。好日子过起来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在“耶”的照片里头，我还继续想。开始是想让他们好一点，只是想得非常简单，他们的日子应该好一点，所以他们“耶”。

　　当我“耶”了两下以后，我发现这么多的脸，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并不光是因为今天我们日子过得好，我们开始“耶”了。“耶”的时候，状态太多了，这是我从那些照片看到的。从那儿就开始了，就从这个《好日子》中的“耶”开始。我原本的意思是想让这些农民都“耶”，都“耶”的幸福一点。最后我发现他们“耶”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不只是日子过得好了，他们幸福了。包括我们城里的人，“耶”的时候也莫名其妙，最后我发现这个“耶”成了我的一个解读精神的东西，是这么一个过程来的。

　　孙：那你除了农民，还在画一些什么人?

　　任：我这次的画展上准备展出的画包括了高层知识分子，老板，就是社会当中的精英们。还有时尚，就是90后的这些小姑娘对待生活的状态，跟我们过去太不一样了，对两性之间问题的处理相差的太多了。她们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耶”的，我这一次来不及创作这么多的画，慢慢来。我还有几张画，就是婴儿吃手指头，他们发现也不是一个手指头，而是把两个手指放在嘴里吃呢。有一个婴儿，大概就一个多月吧，在襁褓里头熟睡着，手的姿势也像在“耶”。

　　我发现了这些照片，准备把它作为素材。

　　孙：但是，我觉得你画的这个婴儿，她不是主动在“耶”，而她就是恰好有一个跟“耶”相同的手势。

　　任：对，似乎给你一种感觉，生下来怎么这状态，认真想似乎都有点恐怖。就跟有笑话讲出生的时候穿着雨衣，拄着拐棍下来了，就是那种状态。旁边是一个跟他没有相关表情的人看着他，带着人类的那种妒嫉、憎恨。总而言之一句话，人类社会所表达的各种状态，我都想把“耶”拿出来做解释，我想它会层出不穷。

　　孙：那这个陕西农民加羊肉泡馍的现场是不是有点行为的感觉了呢?

　　任：我觉得从理论的角度，肯定是有吧。至少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想到行为这方面，很自然。我展厅的那柱子上的名字“来咧”，我没有想到其他更好的。“来咧”很有意思，你来咧，我来咧，灵感来咧，感觉来咧，没有“了”，用了“咧”。陕西人招呼人就是“来咧!”很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