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并正式结束了玉器这种物质文化在中国典章制度史上发挥过的独特功能。拥有几千年悠久玉文化传统的国家在一夜之间似乎突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脊梁，反传统的事件接连不断，令人难以理解的狂逆举动日嚣尘上，一浪高过一浪对传统制度与文化的摧残，中华文明备受磨难，物质载体或灰飞烟灭，民俗精神或湮沦变易。在玉器这一具象上的表现则是曾经拥有宗教、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礼仪等诸多功能的代表着中华文明特色的玉器文物和玉器工艺品沦落为中国经济生活中“出口创汇”的商品——到20世纪80年代，玉器衰落近80年！这一衰落与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的玉文化衰落好有一比。

　　恰在这一时期，玉器研究获得了中外学人空前重视。在此之前，玉器作为历史文化遗物和现实生活中的用物与财富象征物，固然已经在宋元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中有所反映，宋人吕大临《考古图》收录古玉14件、元代朱德润著《古玉图》、清代吴大澂著《古玉图考》均为古玉著作；清末陈性《玉记》是专门谈玉质材料的书。据统计，宋至清末玉器图书四五十种，皆为传世玉器或未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玉器资料，在奠定古玉学研究基础方面作出了相当贡献，当然在一些具体结论与研究思路上也存在着谬误与荒诞。

　　在玉器衰落期内，西方田野考古学方法传入，中国社会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的变迁，各种工程建设的实施促使历代古迹文物不断被发掘出土，一大批时代明确、地层关系清晰、文化属性不同的玉器断代标准器被发现界定，使玉器研究的科学性上升成为一种可能和现实，涌现了具有相当水平的科学报告、论文与图录、专著。如20世纪40年代末期郭宝钧《古玉新诠》，60至70年代那志良《玉器》、《中国玉器》、《中国文物——玉器》，《古玉鉴裁》、《玉器通释》，刘良佑《中国器物艺术》；80年代栾秉璈《怎样鉴定古玉器》，那志良《古玉论集》、《古玉辞典》及日本学者滨田耕作、梅原末治、林已奈夫等人的相关著述。从玉器研究的总体结构而言，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玉器偏少，参与研究者不多，社会对玉器的历史地位缺乏足够重视，民众因生计原因对玉器没有太大兴趣等限制，玉器研究仍处于科学资料的积累与个别课题的探索阶段，尚未形成玉器研究的群体效应和热点与亮点。从玉器知识的普及状况而言，中国大陆地区民众的玉器知识素养远远没有香港、台湾等地民众拥有的知识丰富。作为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注脚事实就是：1978年至1982年笔者在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学习期间，既没有了解到有关玉器的浅显知识，也没有遇到一个对玉器知识较有学养的老师，更没有听说或者看到有什么以研究玉器见长的专家学者。专门学习考古与文物的学生对玉器的了解尚且处于如此水平，一般民众储备的玉器知识稀少就可想而知了。有趣的是，享誉香港玉学界的古玉专家杨建芳先生正是在1979年后开始“选择中国古玉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国大陆地区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1981年至1983年间完成了他对商代和汉代玉器的研究。这种不约而同，大体上可以说明玉器衰落期结束时学人对玉器的觉悟和研究状况。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是中国传统玉器和玉器艺术品重新进入民众生活并日渐显示其作用的复兴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考古出土玉器的增多，学术文化事业的进步，收藏活动的复苏等等，促使人们对数千年玉器文化重新审视和定位。爱玉潮重兴，并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急剧发展，收藏界、工艺界、文物界、考古界、史学界、教育界、地矿界、新闻界、出版界、经济界从各自角度为中国玉器文化的热潮添火加薪，宝玉概念回归，且拥有了更为广泛的民众基础，成为一个值得关注、值得分析研究的社会现象。

　　在玉器衰落期与复兴期，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先后出现了玉器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都作出了性质不同、深浅不一的探索努力，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梳理、总结。在玉器的衰落时期已积累资料，关注、研究玉器文化的杨伯达先生是大陆地区在玉器复兴期对研究弘扬玉文化、建设玉器文化学科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学术带头人之一。他以自己出色的组织联络才能，独特精深的钩沉探幽功能，诲人不倦的高尚品德，赢得了玉器界、文博界和社会许多行业硕学专家的尊重，是无可置疑的玉学活动领军人物。

　　令人遗憾的是，学术界对玉器文化研究者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即使近期出版的、收录文目甚众的《中国古玉研究文献指南》，也没有几篇专门相关学人的评论与介绍，充分说明在玉器文化的学术史研究与学术评论的工作有待开展、有待深入。上海历史博物馆张明华先生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萍女士曾作过有益的总结，张先生在《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书中，用数十万字的篇幅对中国玉器学术史作了宏观上的白描与概括；邓女士1991年就写出了《百年来古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美文，是较早出现的玉器学术史方面的重要论文。笔者通过对杨伯达先生30年来从事玉器研究工作做一次并不全面的回顾与勾勒，力求在个性化方面对杨先生玉器活动与研究思想进行全方位思考，以期客观、公正地评价他在推动中国玉器文化学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而巨大的有益作用。

　　热心玉器文化事业发展的活动家

　　在近20多年的玉器复兴期内，围绕玉器发现、研究、收藏、出版与鉴定、辨伪、生产及培植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等方面，社会各界联袂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活动，出现了在玉器衰落期所没有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国家文物部门重视馆藏文物鉴定工作，在上世纪90年代适时组织全国馆藏一级文物的巡回鉴定工作，实现了对馆藏一级玉器文物的鉴定；涉及玉器的民间社团纷纷建立，以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为代表，多次主办了全国性的玉器学术研究讨论活动；文物教育事业得到空前重视，文物部门的培训中心和各地文物机构与高校、民间组织举办了各种类型的玉器鉴定班，培养了大批玉器鉴定、研究人才；玉器科研活动兴盛，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及时出版了一大批玉器图录与专著；民间收藏玉器热情火爆，玉器价格逐日翻新，玉产地的地方政府重视发挥玉器文化积淀的历史优势，纷纷举办玉石节。在这些活动中，我们都能看到古稀之年的杨伯达先生为之奔波的身影。他通常不仅是这些方面积极的参与者、实践者，更多的时候则承担起倡导者、推动者的角色，是身体力行、热心玉器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活动家。

　　作为一名艺术史学者，关注艺术、关注文化发展与社会学家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现象一样，同样需要具有社会责任与人文情怀。杨伯达先生早年投身革命，毕业于华北大学美术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美术史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在馆藏文物书画、雕塑、金银器、玻璃、珐琅器、瓷器、鼻烟壶等领域作过深入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就，奠定了功底扎实、范围广泛的学问基础。早在1956年，他就十分幸运地接触、观察到院藏的1万多件宫廷玉器，可以看作是他对玉器产生兴趣的最早渊源。上世纪70年代，杨先生将更多时间和精力转向玉器史，从而全方位地不遗余力地进入玉器学术的各个领域，成为当代成就裴然的玉器文明史专家。

　　杨伯达先生到过20多个省、市、自治区文物机构鉴定玉器，接触了数以千计的馆藏玉器、出土玉器。他既把这种常态工作当作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活动，又把它作为了解玉器资料、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除了认真鉴别评定每件上手涉目的玉器文物的各种特点外，他总是认真观察玉器实物，询问文物来源，记录各种情况，解答、思考一些问题。1992年11月他在安徽鉴定馆藏玉器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虚心询问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96年8至9月间在甘肃鉴定时，连续工作22天，在观察、鉴定了150件玉器后，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玉器进行深入研究，获得了大量学术信息与认识，对甘肃玉文化和田玉的产地来源，玉石之路的线路走向，提出了相当重要的见解。这种结合鉴定工作进行学术研究的态度是他与一般专家“述而不作”的鉴定风格明显不同的。